 閻惠昌與中國音協(xié)主席、作曲家趙季平在排練廳。  閻惠昌近影。  閻惠昌指揮香港中樂團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出。（均資料照片） |
記者 施雪鈞 題記 四十多年前，黃河邊一個窮山溝里的陜西楞娃，在一個無名小站扒上了一列開往西安的煤車。肅殺寒冬，他凍得瑟瑟發(fā)抖，眼神中充滿迷茫，他在尋找未知的音樂的未來…… 四十多年后，他站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指揮臺上，現場一片靜穆，這是觀眾致以一個指揮家的最高敬意。緊接著，他一揮手，壯盛的音流化為奔涌迸發(fā)的明光。 兒時的故事隨風逝去，今天的故事卻在續(xù)寫?，F今身為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jiān)、首席指揮的閻惠昌，以他豐富的人生傳奇、出色的音樂才能、精湛的指揮技藝以及對中國民樂的癡迷和赤誠，贏得了國內外民樂界的尊敬，成為中國第三代民樂指揮中最具大師風范的一位。 在他執(zhí)掌香港中樂團的13年中，樂團一躍成為“不拘一格，自成一格”的世界一流民族樂團。樂團曲庫中，積累的新作與新編配作品達1900首之多。更重要的是，閻惠昌敢為天下先，隨著常規(guī)樂器二胡、中胡、高胡、中音革胡、低音革胡、中阮、小阮等樂器的大規(guī)模系統(tǒng)化改革，民樂洗心革面，一陣痙攣后，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這是繼民樂先賢彭修文開創(chuàng)大型民族管弦樂隊模式后的又一次“革命”。這次“革命”，為沉悶乏味、觀眾流失、演出頻率下降、曲目晦澀難聽、被邊緣化了的內地民樂市場，帶來了曙光。 要讓中國民樂像西方交響樂那樣被全世界接受，是中國音樂家的夢想，這需要幾代人付之艱辛努力。這個陜西漢子，話不多，更多是身體力行。他告訴我：“我已經看到了中國民樂的世界性未來！” 這不是信口開河。在卡內基音樂廳，洗心革面的中國民樂最后一個音符剛落下，觀眾便全體起立，長時間鼓掌?！都~約時報》的權威樂評家過去從不評論中國民樂，這次卻破例發(fā)表評論文章：“這個樂團，眼看與耳聞同樣精彩……”2005年的法國藝術節(jié)上，他已經加演了三首樂曲，上臺謝幕三次，演奏員都離場了，但法國觀眾卻一個都不走。他深感震撼。沒辦法，只得拉上首席返回舞臺再鞠躬，還是不行，再上臺鞠躬后，觀眾才離場…… 在粵樂高胡大師李肇芳的幫助下，九月中旬，閻惠昌在香港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而約定的1個小時采訪，竟然延至4個多小時。 1 “作曲家在香港中樂團能找到皇帝的感覺” 晚上6點半，閻惠昌帶著一絲疲憊走出排練廳。接連幾天，他正在緊張排練中央音樂學院作曲家唐建平的作品——大型交響音樂史詩《成吉思汗》。兩天后，這部恢弘之作將在香江首演。 閻惠昌的四方臉輪廓清晰，關中漢子直楞彪悍的印記早已褪去。他的頭發(fā)梳理得很整齊，只是兩鬢多了些許白發(fā)，更顯一流指揮家的儒雅氣質。這與他的指揮手法相仿，已從早年激情的全身投入式，改向沉潛穩(wěn)健的一路。如今他的風格相當內斂，只以扼要但豐富的手勢和眼神，還有他那不怒而威的神態(tài)，向演奏員們傳達出他所要的訊息。從中央民族樂團到新加坡、臺北、高雄，再到香港，他指揮了境外幾乎所有國樂團。幾十年的磨礪，使他越發(fā)沉穩(wěn)干練，一步步走向藝術顛峰。 我們談起了民樂，他眼睛一亮，饒有興趣地聽著。 其實，在采訪他之前，我已經聽過他指揮的兩場音樂會，一場是“華夏之根”音樂會，那首《黃河暢想》曲中滿場布郎鼓搖響時，音樂會出現了少有的戲劇性場面，臺上演奏員和臺下觀眾，在音樂和吶喊中互動，閻惠昌籍此成功地煽起觀眾情緒上的一波又一波高潮。還有，在今年“上海之春”音樂節(jié)上，他指揮的香港中樂團可謂出盡風頭，這在近年來內地民樂市場難得一見。98%以上的上座率；他四次返場加演、觀眾起立長時間鼓掌，這狂熱之情令我大為吃驚，因為唯有在世界超一流樂團的交響音樂會上才能所見。 這絕不是偶然。這是一支“高度專業(yè)化、高度職業(yè)素質以及具有高度創(chuàng)新精神”的樂團所帶來的市場效應。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會長樸東生評價說：“香港中樂團在亞洲（或全球）同類性質樂團中，應說是最出色、最優(yōu)秀的樂團之一。” “近年來內地的民樂現狀你了解的多嗎？”我問閻惠昌。 “我沒有太多的機會回去聽他們的演出。不很熟悉。”他回答。 “坦率說，在文化多元的今天，民樂在國內已經被邊緣化，到了像戲劇那樣要搶救的境地。為此，我曾經在報紙上發(fā)表文章：‘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是，我看到了截然相反的一面，那就是香港中樂團到內地每演一場，就會產生轟動效應，在北京、烏魯木齊、深圳、上海、山東等地都大受歡迎，這是你個人魅力還是你的指揮藝術所造成的？”我接著提問。 “哦，我們在內地演出基本都這樣。上個月在新疆人民大會堂演出時，他們告訴我說，什么樂團到那兒演出都不行，你們樂團改寫了我們劇院的歷史。今年六月，我在北京指揮國交，樂隊長和首席都對我說：‘你們香港中樂團在國內影響很大啊，使用的樂器都和別的樂團不一樣！’我心里納悶，交響樂團怎么關心起民族樂團了呢？你想想，國家交響樂團的演奏家一般眼界都很高，連他們也會這樣認為。我想，香港中樂團能有如此聲譽，應該是多年來積聚的能量的釋放。我認為，能不能把一個樂團的力量積聚起來集中地去做藝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閻惠昌笑著作答。 接著他又說：“我接任后提出，一定把香港中樂團‘不拘一格，自成一格’的特色展示出來。既能演好傳統(tǒng)的樂曲，又能演得多元化。演奏北方的樂曲，要透出閃閃發(fā)亮的陽剛之氣，演奏南方的曲目，要有陰柔之美，香港中樂團應該是個張力無限的樂團。所以，我不給樂團劃定律，而要求他們的演奏風格要寬廣。既要有西方樂團嚴格科學的素質化訓練，又要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帥氣和張揚的全部個性。” “你這個目標很像柏林愛樂，西蒙·萊托曾對我說：‘柏林愛樂就是一個有著五彩羽毛的美麗的大鳥’。”我告訴他。 “對，一個高素質的樂團就應該這樣！”閻惠昌回答得很干脆。 “我聽演奏員說，每一部新作品，你都要排練兩個星期，藝術要求之高罕見，這是不是與你的指揮風格與嚴謹有關？” “不完全這樣。一般新作品我們排練一個星期，難度高的也許時間稍長一些。香港中樂團的演奏員視奏能力超群，長期來，他們在新作品中練就了這種能力。這與樂團平時訓練有關，再提高一步，就是音樂形象的東西了。我以為，演奏員在基礎層面上還搖擺不定，那你什么也達不到。”閻惠昌很認真地說。 “即便這樣，那也破了國內樂團的記錄了。一般對作曲家的新作品，國內一些樂團用兩三個工作日排練就不錯了。為此許多作曲家都非常不滿意，說而今藝術質量已被商業(yè)化所謀殺，無藝術可言。”我對他說。 “無怪，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王寧稱‘作曲家在香港中樂團能找到皇帝的感覺。’曾經有一段時間，演奏員們因為我反復細摳有點沉不住氣，耐不住寂寞，問我什么時候可以完？我對他們說：作曲家不滿意，就說明樂團的排練未達標，什么時候作曲家滿意了，我們才算完。所以，演奏員們知道，在我這兒，這樣的排練是走不過去的。”閻惠昌回答。 2 “一個高度諧和的樂團聲音已呈現在我面前” 在閻惠昌精心調教下，香港中樂團走上了一條活力四射的創(chuàng)新之路。 這十幾年中，具有高度專業(yè)精神、追求音樂至高境界的香港中樂團，成了趙季平、何占豪、顧冠仁、劉文金、葉小鋼、郭文景、程大兆等許多中國著名作曲家新作首演的首選樂團。國內的大牌指揮家、獨奏名家，基本上都與香港中樂團合作過。當然，在樂團合作的歷史上，還有國外知名小提琴家、鋼琴家、大提琴演奏家以及薩克斯、管風琴、風笛等演奏家的一長串名單。更主要的是，樂團積累了1900多部新作品，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民族音樂的曲目庫。 這一切，都來自樂團的靈魂人物——指揮閻惠昌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精神。而樂團的每一項改革，都不知不覺地改寫了中國民樂的歷史。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民樂先賢彭修文創(chuàng)建了民族管弦樂大樂隊模式后，這種形式現今已被國內民族樂團所廣泛采用并成為主流。但是，大樂隊的噪音問題，音準問題以及聲音不諧和等難以克服的缺陷，卻長期困擾著國內民樂界。為此，上海音樂學院的楊雨森等幾位教授，很早就開始對樂器改革的探索研究。 也許前輩們地下有靈，他們未完成的探索研究，閻惠昌正在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香港中樂團，大規(guī)模付諸于實踐。 “我了解到，2004年開始你在中樂團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樂器改革，為什么要改？它的實際效應又在哪？”我問閻惠昌。 “最早的樂器改革，出現在前衛(wèi)文工團、中央廣播民族樂團和上海民族樂團，他們曾進行過很多嘗試但收效甚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認為，這些樂器改革，僅僅停留在單件樂器的改革層面而沒有使它系統(tǒng)化，也就是說，樂器改革沒有從一個樂團的整體考慮。1997年我接手香港中樂團后，很快意識到樂器改革的重要性，2003年，我向中樂團理事會提出樂團設樂器改革學校的建議獲批，樂團的柳琴首席阮仕春先生擔任了‘樂器改革研究主任’。他利用所有的工余時間，自費進行樂器的設計、研究及制作。這位文化部樂改專家組的專家，至今已復原或改良的樂器多達20多種。例如復原制作了唐制阮咸、曲項琵琶、五弦琵琶、清式琵琶以及秦琴；其中雙共鳴箱柳琴系列和阮咸先后獲得文化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于是在2004年，我們開始了樂團基礎聲部——弦樂器的改革。” 很多次，香港中樂團到國外演出，在歐美及日本，遭到了當地綠色環(huán)保組織的抗議，因為樂團使用的所有胡琴系列，都是殺生后用蟒蛇皮制作而成。2008年，中樂團到北京演出，很多人發(fā)現，經過改革的高胡的聲音特別強壯，中胡音色也很棒，但是二胡聲部卻塌了。因為香港氣候潮濕，北京氣候干燥，二胡一到北方，聲音全變了，造成了整個樂團音色不統(tǒng)一。其結果是，部分樂改成果被抵銷。之后到英國演出，情況也如此。 一次偶然的相遇，使閻惠昌下定決心進行弦樂器的大規(guī)模改革，并且先從最薄弱的低音聲部開始。他的同學、日本華樂團指揮龔林告訴他，他那兒有一把私帶出去的上音楊雨森教授研制的板膜共振革胡。那把琴，原扔在學院儲藏室一角，皮都被老鼠咬爛了，龔林將此帶回了日本。沒想到，大阪大學的一位教授看后愛不釋手。 閻惠昌聞訊后，趁在日本演出之機，專門去了大阪，這一見，讓他茅塞頓開。他驚叫一聲，太可惜了！原來，楊雨森教授研制的這把革胡，被打入冷宮幾十年而無人問津，最后被當作廢品丟棄?？杀氖?，很多樂團還在使用性能很差的59型等老革胡。而那把被廢棄的革胡，楊教授已經把所有問題基本解決了。閻惠昌回到香港后，立即舉辦了一場“改革樂器音樂會”，并請來了北京樂器改革專家以及大阪大學教授，讓他演奏板膜共振的革胡。香港中樂團的樂改拉開了大幕。他們先去上海，找到了楊教授的家人談版權問題，并在原來的基礎上完善這件樂器。他想借此為民族樂團殺出一條路來。 任何一點突破，都是了不起的創(chuàng)新。隨著高胡、中胡、中音革胡、低音革胡的改革成功，他們開始攻堅民族弦樂隊中最根本的基礎聲部二胡。然而，對傳統(tǒng)二胡進行改革，阻力非常大。 于是，閻惠昌將第一、第二、第三版改革后的二胡，與傳統(tǒng)的好琴混在一塊，讓演奏員在幕布后演奏，然后請外來專家、名家和樂隊首席，為每一把二胡的音色打分。結果大出所料。高分和排名在前的，全是經過改革后的二胡。這樣，更加堅定了他對二胡進行大比例改革的決心，同時也打消了樂隊演奏員的傳統(tǒng)觀念。到去年六月，中樂團完成了全部胡琴系列改革。在之后進行又一次“樂器改革音樂會”上，觀眾與行家的打分竟然是7︰3，對樂器改革給予了充分肯定。改革后的二胡振動的次數，是傳統(tǒng)胡琴的38倍。它的音色達到了高度的統(tǒng)一。中央音樂學院的兩位教授在北京的研討會上說：“傳統(tǒng)胡琴1加1不等于2，但是香港中樂團的胡琴，是等于2和大于2，這就是他們改革的成果！” 3 “恩師胡登跳讓我刻骨銘心” 也許是命中注定，閻惠昌的人生中，癡迷與赤誠使他與中國民樂結下了不解之緣，像一個越筘越緊的死結，終身不離不棄。 誰又能想到呢，當年山溝溝里那個喜歡鼓搗樂器的楞娃，如今已成為世界級的民樂指揮家，而他執(zhí)掌的香港中樂團，已經成為中國民族樂團的改革先鋒，領頭羊。 仿佛被繆斯女神親吻過額頭一般，他的音樂天賦與生俱來。8歲那年，他喜歡上吹笛子，之后又學拉胡琴，這些能發(fā)出聲響的樂器，深深地吸引了他。沒過多久，他居然無師自通能熟練地演奏這兩種樂器了。到了小學四年級，他成了學校教工樂隊中唯一的學生隊員，并且學會了識簡譜；五年級他又自學了風琴，開始教其他同學樂器。到了初中，他一頭扎入學校樂器室中，二胡、嗩吶、三弦、鋼琴、小號、板胡……閻惠昌成了樂器的多面手。這讓他出盡風頭。在小小的合陽縣里，他大名鼎鼎，高中還沒畢業(yè)，縣劇團已經邀請他擔任劇團首席板胡，而他的母校合陽縣中學更希望他畢業(yè)后留校擔任音樂老師。 閻惠昌拒絕了，他心志高遠。而后，父親的一句話，開啟了他心靈的鑰匙。有一次走在魏長城邊，父親突然對他說：“你很有音樂天分，應該送你去西安音樂學院（那時相當于附中）讀書。”這話他記住了！ 一個漫天飛雪的冬天，他和表弟偷偷爬上了一輛運煤火車去西安。結果半道被甩，小哥倆沿著鐵軌摸黑走到下一站，蜷縮在火車站候車室里，饑寒交迫，度過了一個漫漫長夜……幾經周折，閻惠昌找到了夢想中的西安音樂學校。在傳達室，一個看門老頭叫住了他們。原來，這老頭是古箏名家高自成先生，“文革”中，他被發(fā)配看大門。 在高先生家里，老人與住在隔壁的民樂系副主任現場見識了閻惠昌的各種琴技，對他出色的音樂天分贊不絕口。正是這次路遇“貴人”，第二年，閻惠昌如愿進入西安音樂學校。人生之路開啟。 “你青年時代有很多故事，扒火車、用賬本紙考上海音樂學院作曲指揮系等等，但我聽說當年丁善德常務副院長在發(fā)現你的才能后要收你為學生，有這個故事嗎？”我問閻惠昌。 閻惠昌笑了。 “哦，丁善德是我的老師胡登跳的老師。在上海音樂學院，我還師從夏飛云、何占豪老師。我記得，在大學一年級時候，我寫過一首琵琶獨奏曲《思鄉(xiāng)曲》。在1980年中國首屆琵琶大賽中，全國參賽的作品有六十多首，在無記名投票中，我的這首樂曲獲得了一等獎。 說起這首樂曲，還有個故事呢。我這個山溝里的窮學生，長這么大還沒有離開過陜西，離開父母。到上音讀書后，一年多沒有回家。那年暑假，我終于回到了合陽縣老家，我爸爸那時是縣青年教師培訓學校校長，學校在郊外。出門就見農田。八月里，小麥收割完后，土地剛翻新，我一出門，聞著沁人肺腑的泥土芳香，心里一陣酸楚。黑夜中，我走向大地，躺在了松軟的土地上，四周靜極了，只聞蟲鳴。我呆呆地看著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忽然腦中靈光一閃，《思鄉(xiāng)曲》的旋律一下噴發(fā)出來。我疾步走回家，用陜西的迷糊調和秦腔曲牌，再糅合進陜西悲涼的回音調式和花音調式，寫完這首樂曲，我流淚了。 胡老師看了作品后驚訝地說：‘閻惠昌，我真不知道，你的內心竟然有這么深沉的東西！’他說，你應該去投稿參加比賽。結果，《思鄉(xiāng)曲》獲得了比賽第一名。胡老師告訴我，評委丁善德問，這第一名是哪里來的？胡老師說，這是我們學院的一年級學生，是指揮專業(yè)的！丁善德副院長聽后很高興，他對胡老師說：“這是一個很有作曲才華的學生，你告訴他，能不能改學作曲專業(yè)，我親自來教他！” 閻惠昌高興地回憶說。 說實話，聽到這消息，閻惠昌受寵若驚。丁善德是大作曲家，又是常務副院長，別人想攀還高攀不上，現在竟然要親自教他，閻惠昌感到自己太幸運了！但是，當他仔細思考完后，他對胡老師說，指揮是我最喜歡的專業(yè)，它適合我的發(fā)展。我婉言謝絕了。但是丁院長的重才愛才之舉，使我終身難忘。因為我看到，民族樂隊是將來發(fā)展的方向，那時，彭修文指揮的中央廣播民族樂團已經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再說，中國還沒有民樂指揮專業(yè)畢業(yè)的專業(yè)指揮，這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閻惠昌接著又說道：“那時上音的民樂指揮有段時間被取消，直到我大四時才恢復。我聽說后，很快就找到了系主任提出要回去學民樂指揮，他很吃驚：‘你得仔細考慮，交響樂指揮可是別人做夢都想學的專業(yè)，而你還要轉回民樂指揮，好好想想再告訴我！’我立刻就告訴說，我的志向就是民樂指揮專業(yè)，況且我從小學的是民樂。對民樂懷有抱負，決心非常堅定。” 他的表態(tài)，讓系主任驚訝得半天未說一句話。他沒弄明白，這個倔強的學生，為何偏偏喜歡上了民樂指揮！ 閻惠昌沉思了一會后說：“在上音，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我的恩師胡登跳老師。” “大四那年，我們到海南島采風，回來我寫了兩首作品，一首是三弦獨奏曲《鄉(xiāng)音》，另一首是海南的《黎寨行》。寫完后我交給了胡老師。他看完后說：閻惠昌啊，作品很好啊，一個地方都不需要改，抄譜后就馬上可以參加演出啦！” “當時‘上海之春’正在舉辦他的一首絲弦五重奏新作，將在音樂會上首演。然而胡老師卻對我說：雖然‘上海之春’節(jié)目已定，這樣吧，把我的作品拉下來，上你的兩部新作品?？墒菚r間太緊了，樂隊分譜抄譜都來不及。胡老師說：從今晚開始，我們都不能睡覺，我?guī)湍阋黄鸪V！ 整整一個通宵，胡老師和我還有三個同學，趴在桌上一直抄到天亮。你想想，他身體不好，年歲又大，‘文革’時受盡迫害得了健忘癥。但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晚，他腦子非常清醒。一個老師，如此愛才惜才，在重要的音樂節(jié)上，竟然將自己作品撤下來，把學生的作品推上去，并且熬了個通宵幫學生抄分譜，這種崇高師德，高風亮節(jié)，永遠銘刻在我的心里。在上音成立八十周年的紀念會上，我講了這個故事，感動了很多人。”閻惠昌娓娓述說著。 時間飛逝，我的采訪已超時很久，而他談興正濃。于是，我不得不抓緊提問。 “你認為中國民樂走向世界有希望嗎？當然，我說的是像交響樂一樣被世界接受！” “有可能！”閻惠昌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我這么說是有根據的，不是信口開河。我相信，中國文化越來越被世界接受。一些文化精髓很可能具有普世價值。就香港中樂團的形式來說，在全世界，有哪一個單一民族具有與西方交響樂團一樣編制的民族樂團？再則拿我們民族樂團表現力來說，現在與過去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并且目前還在朝著科學化系統(tǒng)化方向發(fā)展。 現在歐洲一些知名作曲家，已自覺開始研究中國的民族音樂，他們從自己的國家申請創(chuàng)作費用，為香港中樂團創(chuàng)作，他們創(chuàng)作時，沒有考慮中國化，而是把它當作世界音樂來寫。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聽閻惠昌一席談，我忽然感到：中國民樂露出了新曙光！ |
